第28章 艰难求职 (第2/2页)

其次，考虑去清华。“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”，但他心思缜密，盘算去清华有“三难”：其一，对自己缺乏信心。“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，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（王国维），梁（梁启超）非我所畏（陈陈寅恪）我所敬，亦非所畏。”
　　
　　当时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。
　　
　　其二，时机不对。学期已过大半，清华“开学久，功课定”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说不出口。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，他因想进北大，“故辞之”。现在北大进不去，他不愿吃“回头草”，再向赵开口想进清华，“我最无颜去说”；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，因陈“本是不管闲事的，最不宜奉扰”。
　　
　　其实他是多虑了。据吴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，当天陈寅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，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。可见他的朋友也在为他四处奔走。只是各处也有实际情况，没有明确结果，不便相告。
　　
　　再次，考虑去厦大。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，只是说说而已，并未实际操作，“未曾早与人接洽，今乃空着”。这件事顾颉刚看来做得不靠谱，不仅误导了傅斯年，而且耽误了时间。
　　
　　第四，考虑去东大。但他有三个顾虑：其一，“张贼（指张学良）来，大家走路”。其二，“无预备，教国文，甚有所虑”。他解释，此时“对旧学问之见解，实如涌泉”，但适宜做研究，如上讲堂开课，则一时有困难。其三，不愿过多麻烦朋友。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，“既超出预算，且可致别科闲话”。
　　
　　第五，考虑去杭州。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，“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”，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，所以没去，相信蔡元培“可以谅解我不就”。
　　
　　第六，考虑去中法大学。一九二零年十月，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，汪精卫、吴稚晖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。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，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，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。
　　
　　第七，考虑无奈从军。“看来此事只有两路，一仍去北京、清华、或法大（他们找我），一则弃书佩剑。”
　　
　　第八，考虑做野鸡教员。他向罗家伦感慨，“四方八面，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”。“只有在上海做野鸡教员，此虽痛心，且对付一时！”甚至自嘲不如自杀，“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，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”。
　　
　　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，去了中山大学。
　　
　　一九二六年七月，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。
　　
　　八月，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、代理校务委员长。他大刀阔斧整顿中大，原来的四百多名教职员，五分之四被免职，只剩下七十多人，师资严重不足。
　　
　　十月二十二日，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，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。
　　
　　朱家骅在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》中回忆，为充实中大文学院，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、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，聘三十岁的傅斯年，任中山大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、历史系主任。
　　
　　得知消息后，傅斯年大喜过望。在赴任之前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。他把聊城看了个遍——曾经的学校，曾经的家，老城墙，光岳楼，包子铺……他慢慢行着，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。他离开时还是懵懂少年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，他已是青年才俊，故乡没有变，变的只有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