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章 文化人类学 (第2/2页)

这一调查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的第一次科学民族田野调查，“开创了中国民族学、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先河”。凌纯声的调查，融合了欧洲“科学”人类学的方法，以及传统舆地学对史料的重视。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中有大量关于赫哲族器物、语言、家庭、社会生活等的忠实描述，显示了他严格的学科训练背景。书里对非语言性的材料，如歌舞、美术等都有详尽的收集。
　　
　　特别是，他以五线谱记录了赫哲人的萨满音乐和二十七首民歌，可谓开创民族音乐采风的先河。书中大量引用了自先秦古籍至清末的著述，其鲜明的框架，是将赫哲族置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中，而把东北少数民族纳入整体国族叙述。在这一点上，凌纯声的著作与欧陆人类学“寻找他者”的冲动构成反差，而对传统舆地学有所呼应。
　　
　　经过艰辛的努力，最后他完成了研究著作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，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。此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“科学民族志”，凌纯声也被称为中国“科学民族志”的开创者。为了进一步推动民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，凌纯声又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，结合自身野外实践经验，在《民族学研究集刊》上发表了《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》一文，它与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一书，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者开展西南、西北边疆民族调查的范本。这些论著和研究方法，不仅引领中国早期开展人类学的研究走向，同时也引领中国民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。
　　
　　这个时候，芮逸夫还是凌纯声的助手，他其实就是因为帮助凌纯声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。但是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
　　
　　1933年，芮逸夫与凌纯声赴湘西南凤凰、乾城、永绥等地，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。1934年，他又与凌纯声到浙江白门、丽水、青田一带作畲民调查。1934—1937年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，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，参与学者有凌纯声、芮逸夫、陶云逵等。此三年之间，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大理、保山、腾冲、耿马、班洪、孟连、蒙自等地。在此期间，芮逸夫、凌纯声又曾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旅，他们与中英双方代表在军队护卫下至滇缅边境之班洪、班老、南大等地。
　　
　　937年中日战争爆发，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，后又在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。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。1939—1940年间，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、花溪、青岩、贵阳、贵定、安顺、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。1941年，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，芮逸夫、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、汶川、小金、松潘、康定等地进行有关“西番”与羌族的考察。以上从1934年至1941年，芮逸夫所从事的民族考察多为普查性质，而未对任何一族群或聚落作较长期且深入的考察，因此也未有具体报告或研究成果出版。
　　
　　1942—1943年，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。这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，他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，留下田野日志与一本专著《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：资料之部》。田野日志于2010年以《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—43》之名出版。
　　
　　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，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史上，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