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章 又走到了一起 (第2/2页)

直到1935年10月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渐加深，国内舆论对国联越来越表示怀疑之时，傅斯年仍在响应胡适《国联的抬头》中的立场，维持着国联的地位。他说：“今日国联虽遭空前之难端，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‘国联的抬头’。在国联的抬头中，我们不能不一喜一惧。”
　　
　　如果说，傅斯年和胡适这个时候又走到一起了，那可就大错而错了。
　　
　　因为，1936年5月3日，傅斯年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《国联之沦落和复兴》，文中说道：“到今天，国联真算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。一次一次的失败，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”在另一文中，他干脆说：“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！”这自然是针对胡适“国联的抬头”一说的。
　　
　　这是怎么回事？傅斯年对国联的态度怎么这样的反复无常呢？
　　
　　其实，傅斯年在政治上，应该是属于那种不是很开明的民族主义者。人们经常谈到，傅斯年做为傅氏家族的一员，按说应当以他的先祖，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为荣。然而恰恰相反，他是很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这位先祖的。应该是在他心底，认为一个汉族人，成为满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　　
　　对国联呢，他也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，国联的行为对自家有利时，就赞扬。当国联的所作所为让他大失所望时，自然要不满了。
　　
　　他当然没有胡适那样的胸怀和眼界。
　　
　　前边说过，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的主战，并不存在根本的厉害冲突。因为，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，这都是我们这边的事情，都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。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日寇的猖獗侵略，大片国土的沦丧，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，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，他不能不发出感慨：“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，受逼日甚，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，故终不能避战。
　　
　　37年8月13日，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“大山勇夫”事件发生摩擦并交火，日军乘势向江湾、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，中国军队奋起抵抗，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。
　　
　　淞沪抗战爆发后，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，奋起抵抗，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，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。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，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，心境为之改观，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，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，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，是可战的。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、压不毁、煮不烂的铜豌豆。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，胡适思想随之转弯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傅斯年和胡适又走到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