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8章 文化抗战 (第2/2页)

傅斯年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，在大后方重新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和学术研究，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，延续文化和学统。
　　
　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发展的实践表明，傅斯年等人的目标是达成了的。
　　
　　中央史语所在李庄，进行的则是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。
　　
　　前面，我们介绍了董作宾的甲骨学巨著《殷历谱》，如何在李庄横空出世。也介绍了到李庄后，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及其成果。
　　
　　同样，在板栗坳的农舍里，历史组劳干沉浸在故纸堆中，默默工作了三四年，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。
　　
　　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，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(公元前1世纪初)至东汉中叶(公元2世纪初)。居延汉简反映出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它不仅真实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原始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，而且还保留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，涉及到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技、法律、哲学、宗教和民族等多领域的实际情况，具有极高的科学、历史与文物价值，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。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，他的《居延汉简考释•释文之部》和《居延汉简考释•考证之部》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来。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。
　　
　　李霖灿写出了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和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。
　　
　　李光涛醉心于明清档案的整理，治史重细节考证。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《明实录》，只是因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。后人有评价，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。
　　
　　语言组一到李庄，就制定了“将中国语史、现代方言、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”的工作宗旨。他们的研究，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，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，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、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。
　　
　　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，但李方桂仍坚持“非汉语语言学”研究。他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，告诫学生，“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”。
　　
　　他带着学生和助手，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、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、傣语、壮语、藏语等调查。
　　
　　董同龢、马学良、张琨等一批年轻语言学者，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
　　
　　董同龢到李庄刚好三十来岁，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，他继续汉语音韵史研究，1944年石印出版了《上古音韵表稿》，修正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，后不久又一研究成果《汉语音韵学》出版，这部书被称之为“天书”。
　　
　　马学良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，他的《撒尼倮倮语语法》一书在李庄完成﹙现倮倮改称彝族﹚。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，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，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，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　　
　　1941年至1943年，考古组在吴金鼎的主持下，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清理发掘，为汉代和五代十国时间的考古研究，为中国考古史续写下了新的篇章。
　　
　　李济在李庄写成《殷墟器物甲编:陶器》、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》、《中国民族的起源》等中英文著作。梁思永、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《城子崖》，在李庄石印出版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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